第四章 献给乌兰诺娃。

几天之前我正为一个问题疑惑。
看到电视上演俄罗斯芭蕾舞团就开始无端回想一个名字。
被写进诗歌里收进语文课本的来自严肃苏联却必定美丽婀娜的芭蕾舞者。
她的名字。我记不起她的名字。

我说我想不起来那个人的名字，那苏联的芭蕾舞蹈演员。
我的父亲保持着他的严肃神情然后忽然之间他说，嗯，是她。

从小到大我一直热衷于在课堂作文里描写我的父亲。
我描写他的正直与固执，严苛与温和，以及沉默。
他在北方深冬里穿灰黑色呢子大衣。
他经常在夜晚旧台灯的昏黄光亮里用红条格纸写文件。
他的身形消瘦声音低沉笑容鲜见。
我从未追问但确信父亲是在对于白桦树林和贝加尔湖的想象之中成长的。
记起小时候他教我用俄文数从一到十，我一直都学不会。
可是在孩子时的我看来，他就是那一片广袤土地的最好象征。
也正因如此，我也继承了对于白桦树林和贝加尔湖的真诚热烈的想象。

五岁的时候我开始拉手风琴。
暗红色的鹦鹉牌六十贝司。老师坐在对面用黑色一百二十的。
乐谱架在我面前的银灰色铁架子上，很厚很厚的一本，却是用复印纸分别复印后装订起来的。纸的颜色苍白又厚重，暗黑的音符在上边错落。里面都是老师摘选出来的各式乐曲，悠扬或者欢快的中国民曲，也有纤曼流畅的华尔兹。
其中有一首的名字是格外漂亮。红莓花儿开。

那些夜晚一直让人难以忘怀。父亲用自行车带我学手风琴的夜晚。
他背起琴，让我坐在自行车前面，一路上迎着熏暖的微风。
小街坎坷不平，我们一下两下地数自行车轮子的颠簸。
有时候我们会停在卖糕点的小店门前。然后这中年男人会和他的小女孩子一起弯下身子看柜台里的漂亮蛋糕。再然后我们就笑起来。

在我八岁的一个冬日清晨里，我的父亲在难得的一次送我上学的路上，因为劳累摔下了自行车。我想或许仍然有人记得那天清晨。因为他并不知道自己摔得这样严重，所以是带着一脸血迹推着自行车走回家的，我在旁边一跳一跳地跟着。那奇异景象和鲜血狰狞的气味直到今天我还可以立时回想。最终他的脸上缝了二十一针，而我是把脚摔伤了。
我们只得整个冬天都一起在家休养，喝了很多很多碗亲戚家送来的藕粉。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我的手风琴老师，也再也没有拉起过手风琴。

那年还发生了一件事情。
戈尔巴乔夫辞职，三色旗代替镰刀斧头，苏维埃联盟骤然崩塌。

我的父亲在那一次的伤愈之后有了改变。
他依然掩饰不住严肃沉默和固执，不过很少再熬夜写文件，注意了营养地饮食，性情也开朗的一些。而他的脸上也居然没有留下一点疤痕。

我仍是一个小孩子我不知道一个时代正无声无息地沉没。
而这沉没甚至是以些许，红色苏联并不信仰的宿命般的姿势。

在二千零四年的一个初春傍晚。
中国北方海岸边的纷繁城市的灯火人家里。
曾经有过这样的片刻。
已过知天命之年的父亲和他正值桃李年华的小女儿。
他们一起安静回想那位来自旧日苏联的芭蕾舞者的姓名。
一个是怀抱着关于理想主义幻想的向往。
一个则带着对往昔的追述和韶华尽逝的些许忧伤。

现在我终于可以告诉你那个名字。
她是加琳娜·谢尔盖耶夫娜·乌兰诺娃。

九月樱。
四年三月卅一日。

后记。

这篇我想，就作为《春天的边角余料》的第四章。
想起去年曾在hansey的电子杂志上写专栏。第一篇就写到了童年的手风琴和蛋糕店。之后看到有人说只读出作者在怀念她的父亲。我就笑，发觉自己向来如此。

我的父亲，尤其是在童年时代的印象里，一直是严肃沉默的。
他对我的要求极严格，在是非的问题上尤其毫不让步。记得刚读小学还在用铅笔写作业时，倘若不够工整，无论是多么晚多么多的一篇作业，他一定会撕掉，如果是练习册，他会用橡皮仔细涂干净，然后让我重新写过。到五年级的时候我已开始自己撕作业了。虽然这和我的偏执不无关联。笑。所以到现在依然保持着手书工整的习惯。但与此同时，他又有不张扬却细致入微的关怀。我从小就是容易生病的孩子。他的工作繁忙，我生病的话都是妈妈请假在家，但晚上他一定会守着直到我睡熟才离开。
我记得自己曾说过我的父亲一直为小孩子们所喜欢。他喜欢小孩子和小孩子们喜欢他一样都是出名的。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小孩子们都喜欢和这样一个严肃寡言的大人一起。不过他们有那么明亮的眼睛，选的人应当不会错。

我因为我的父亲而对苏联无端地抱有严肃而热情的想象。到今天依然在各种场合坚持不称苏联为前苏联。因我的苏维埃不是斯大林赫鲁晓夫，不是共产主义，是一种解释不清的情谊，它掺杂进了理想和信仰，具体到每一个普通的人的悲喜以及命运。我说不清楚，却希望你明白。

图上自然是乌兰诺娃。而那几句不知道是否还有人记得，摘选自艾青先生的《给乌兰诺娃》，初中课本里收入过的。背景音是《小路》。

另外。在我开始写这篇字的第二个清晨，在公车上听到广播报道普京以绝对多数连任俄罗斯总统。我也喜欢普京可是俄罗斯已不是苏联，就像《爱国者之歌》不是《牢不可破的联盟》。而逝者如斯。
谨以此文献给我的父亲和我自己。献给苏联。献给乌兰诺娃。